譬如有一種夢，就像做實驗那樣，只要我高興，就能將它喚起。

早期的網球界裡，最知名的吼叫者是吉米．康諾斯（Jimmy Connors）和約翰．馬克安諾（John McEnroe）。從前的球賽只有安靜的你來我往，期間穿插著球拍擊中網球的清脆響聲，但這樣的日子早已不復存在。

文：湯姆・斯丹迪奇 網球選手為什麼要吼叫？ 在頂尖網球界裡，吼叫（grunt）如今已屬稀鬆平常的行為，就像拿下一盤時要握拳振臂自我激勵、出差錯時要往教練的方向爆粗口一樣。他們是1970和1980年代的兩位球星，完全不是以球場上的彬彬有禮著稱，而是以誇張、賣弄式的叫聲聞名。不過即便是「史上最強」（GOAT，這是球迷為費德勒取的封號），費德勒在情急時也同樣會吼個幾聲。如果運動員有意進一步釋放內心的吶喊，那麼也該瞭解這些叫聲對敵手的影響。當今職業網球選手發出的叫聲有千百種，有的像受傷時的怒吼，有的則彷彿發狂似的尖叫。

作者：湯姆．斯丹迪奇 譯者：范堯寬、林麗冠 最混亂的世界需要最犀利的腦袋，這本書是引發你思索的最佳觸媒。在板球當中，球員會透過話術干擾敵方的專注力。然而普拉伯沃的律師團在庭上沒有就選舉舞弊的指控提出更具說服力的實證，而是堅稱新聞報導是有效、可信的。

波那說，根據2015年針對140所高中及近期針對10所國立大學的調查，「排他伊斯蘭信仰已掌控校園及學生社團，甚至不許學生之間互祝耶誕快樂」。FPI主席蘇比里（Sobri Lubis）接受中央社記者訪問時說：「我們不支持特定候選人。律師團引用澳洲學者林西（Tim Lindsey）的文章批佐科威走向威權、學習前總統蘇哈托（Suharto）強權統治的作弊伎倆。塞塔拉民主和平研究所長期關注激進伊斯蘭主義在校園蔓延的議題。

Photo Credit：中央社印尼憲法法庭已就選舉無效訴訟案兩度開庭，判決將於6月28日出爐，但外界預料因宗教極端分化的印尼社會難以就此平靜。波那指出，宗教是印尼學生的必修課，課外活動也可選宗教，學校卻沒有適合的宗教老師，只能對外找，很多宗教老師都來自保守伊斯蘭團體，學生從老師那邊認知到佐科威政府「反伊斯蘭」，很多假新聞也散播這樣的訊息。

Photo Credit：中央社印尼憲法法庭開庭審理選舉無效訴訟案，普拉伯沃支持者動員施壓，發起人阿布杜拉在宣傳車上呼籲大法官要有判定是非的勇氣。印尼全國人權委員會（National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主席阿瑪德（Ahmad Taufan Damanik）對媒體指出，這些青少年是受宗教老師的煽動才參加暴亂當西方不斷以優勢技術擴展勢力範圍時，亞洲各國必須在此一迅速轉變的世界中，找到最適合的生存方式，「西化」便為其中一個選項。政治團體運用國恥論傳遞一種國家處境險惡、危機四伏的意識。

在共和國的詮釋下，鄂圖曼帝國的歷史只不過是一段腐敗、黑暗、急於擺脫的過去。稍微試著理解他們是如何回應十九世紀的轉變，絕對有助於我們以更多元的角度理解現代世界的成形。在國恥論的基礎上，衍生出史崔特稱之為「選定創痛」的現象。因為十九世紀的泰國比較類似聯邦體制，與那些宣稱被迫割讓的土地之間，更像是「朝貢國」或「勢力範圍」的關係。

文：王健安（《轉角國際》、《說書》專欄作家）十九世紀亞洲的挑戰如果想了解現代世界的起源，十九世紀的全球發展史會是個重要關鍵。除了追求物質上的進步，亞洲國家還須藉由詮釋歷史，在嶄新的時代找到處世之道。

或是更極端一點，拋棄了過往帝國政府的普世精神，與希臘進行了大規模的「民族交換」，曾混雜而居的希臘人、土耳其人不得不放棄居住好幾個世代的家園，被迫「回到」想像中的故鄉。特別是以歐洲國家的角度來看，十九世紀也是個處處充滿拓展機會的年代，他們的軍隊、商人、探險家不斷往世界各地邁進，尋找更往龐大的軍事、政治或商業利益。

在當時，早已開始好幾個世紀的全球化因科技大幅躍進，而有了更為顯著的成果，貨物、訊息與人口流動不再像過去那樣充滿風險且代價高昂。以「民族大義」為口號，國家的所作所為都將毫無理由顯得合情合理，即便這會侵犯到公民的基本權利。在過去一個多世紀，當然也有人質疑泰國官方的說法，但作者道出了一個相當值得警惕的現象：「國恥論就有一種這樣的效應：它並不強迫每個人都接受民族統一論調，但它能造就一種環境，讓有意表示反對意見的人膽戰心驚，不敢說話。上述前提，正是《從暹羅到泰國》的精彩之處。如果我們放棄思辨民族主義宣揚的內容，很有可能造成的最糟結果是：「歷史」再也不是啟發思考的元素，而是控制人心的工具。此一法、泰爭奪勢力範圍的戰爭，在官方宣傳中，被美化成「擊退西方帝國勢力、重新掌握故土」的英雄事蹟。

從帝國殘骸中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國知道，如果再以「帝國繼承人」自居，不僅無法適應這個新世界，更無法彰顯令人振奮的成就。為了證明這點，土耳其共和國採取了許多不同於以往的政策：開辦兩性共同上課的教育場所、鼓勵土耳其佳麗成為世界選美比賽冠軍、推動大規模現代化建設等。

雖然大肆宣揚民族主義的年代早已過去，但民族主義從未完全消失，其仍然強韌地附著在現代國家中。就如同結尾處還進一步提到，民族主義的力量是如何消除異議：在國恥論當道時，政府散播許多歷史論述，讓泰國人知道他們的國家曾如何遭外國擊敗、羞辱。

例如現代印度之所以會生產聞名世界的大吉嶺、阿薩姆紅茶，便與英國殖民印度、大力推廣茶產業的歷史有極密切關係。而最後的苦果，得要數個世代才能代謝完畢。

就如同日本雖厭惡西方帝國主義的到來，卻也能欣賞對方優勢，歷經數十年的積極學習後，順利取得「海外殖民地」，向外宣告沒有豐富資源的島國，也能成為世界列強。首先，新政府大肆宣導泰國此前的「失土」、視之為不可分割的領地，並斷定在法國殖民統治之下的印度支那居民，無疑是失去的親族。直到今日，日本仍是世界上相對強勢的大國之一。新政府為了鞏固權力，必須告訴人民他們所帶來的改變。

因此，泰國政府的歷史解釋等於是利用現代民族主義國家的概念，掩蓋了與法國競爭中南半島的企圖。它表達一種團結訊息：國人應該捐棄成見，團結一致支持政府。

許多現代所熟悉的事物，便在此背景下一一成形。上述說法禁不起嚴格驗證，但能有效激起悲憤民族情緒，凝聚社會輿論。

曾在東地中海世界獨霸一方的鄂圖曼帝國，也難以抵擋來勢洶洶的歐洲軍隊，從衰弱到崩解，最終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消失。一九三二年，泰國發生政變，國王被迫退居幕後。

作者史崔特在開頭指出，近現代泰國的歷史也是一段與西方帝國主義抗衡、並一度失敗的故事，而對泰國當政者而言，問題在於：該如何詮釋這段歷史？十九世紀中葉的泰國國王為維護尊嚴，將割讓土地一事，宣傳成維護國家獨立而籌畫的政治交易。」因此，《從暹羅到泰國》價值除了評析近代泰國史觀的形成過程，更提醒讀者過度渲染民族主義可能帶來的負面效應。這種論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達於高峰，利用法國一時衰退，泰軍冒險向印度支那發動戰爭而獲勝。但重點是，無論這種觀點有多不合理，都為「國恥論」提供絕佳養分。

對此，作者很明確指出，泰國確實是十九世紀少數能維持獨立的亞洲國家，但上述觀點明顯犯了時代錯置。透過日本與土耳其的實例可知，現代亞洲國家的樣貌或國策，並非從一開始便自己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其實是為了回應外在世界的挑戰，才逐漸演化而成

它表達一種團結訊息：國人應該捐棄成見，團結一致支持政府。特別是以歐洲國家的角度來看，十九世紀也是個處處充滿拓展機會的年代，他們的軍隊、商人、探險家不斷往世界各地邁進，尋找更往龐大的軍事、政治或商業利益。

在共和國的詮釋下，鄂圖曼帝國的歷史只不過是一段腐敗、黑暗、急於擺脫的過去。文：王健安（《轉角國際》、《說書》專欄作家）十九世紀亞洲的挑戰如果想了解現代世界的起源，十九世紀的全球發展史會是個重要關鍵。